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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与顾长卫的另类生存表达

文章作者:线上娱乐 上传时间:2019-05-10

当第五代纷纷转型为商业大片的娱乐推手,顾长卫这个第五代昔日的金牌摄影师却转型为作者型的导演,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个体生命经验做出沉重的陈述与阐释。另类,不止可以用来描绘他所演绎的人物的特质,也成为他个人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的耀眼标签。

看了《最爱》。
近期难得的一部可以让你带着足够期待值入场的电影,故事扎实而有异趣;感情饱满;画面意象简练而老到;演员几乎全数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准,近年来少有的一次火花四溅的集体演出——除了片名稍有一点忽悠。就像有人已经讲到过的,它更应该被叫做《活着》。
“活着”是一个大题目。第五代拍,第六代也拍,顾长卫自己也拍。但大家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第五代很强调活着的态度,怎么活,很执着于小中见大,无论题材大小,总在试图着透过人去拍世界,再透过世界去拍它背后那一层形而上的东西。第六代就不这样,贾樟柯们用的手法很写实,然而真正要呈现的,却是很个人化的情感体验。第五代普遍心很大,所以他们镜头下的人物往往很传统,遵循主流的价值规范,因为人物是他们尝试历史叙事的引子。第六代则专注于拍个体,刻意回避诗化,回避掉种种做总结的痕迹,聚焦社会底层里的边缘人,拍他们的叛逆,拍他们的游离,拍他们与主流规范的格格不入(甚至挑战),他们电影的个性来源于此,当然,代价也来源于此。
顾长卫又怎么拍?
顾长卫做导演很晚,05年才拍了第一部作品《孔雀》。但他是第五代导演崛起的中坚力量。在起手之初,也免不了去接续第五代的路数。比如,理想。理想是从“活着”里衍生出来的命题,在顾长卫此前的两部作品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五代于80年代初横空出世,借时代大潮而上,一时间颇有借电影整顿中国文化新山河之势,于创作者自身则不免以精英自居,拍片务求厚重深广,隐隐约约有想借助其“宏大叙事”、其“寓言体”的手法,对全社会的文化思想进行重新整合的意图。怎奈好景不长,第五代的巅峰其实不过短短几年,之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话语逐渐兴起,到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五代作为一个群体,实际已经被剥夺了文化领导者的资格(其中一部分凭借其积累的资源转型成为了电影商业的领导者),他们对于文化整合的努力,也就此中断。顾长卫作为第五代崛起的亲历者和继第五代而起的后劲,一起手就选择“理想”这一命题,而且焦点是对准那些想做精英而不得人群,那些身怀理想却终于沉沦的“失败者”(以《立春》的王彩玲最为典型),很难说不是对这一段过往“心有戚戚焉”的。
但“理想”这个玩意儿,终究还是落花流水春去也了。这不是顾长卫能够左右的。就算顾长卫再怎么坚持认为他拍的是商业片,《孔雀》和《立春》的票房都很不好。这让他的“坚持”多了更多不合时宜的味道。
所以在看《最爱》之初,我并不怎么看好。人太坚持了就容易固执,就很难放下。我觉得我能够猜到顾长卫会给我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固执的陈凯歌,就算用了黄晓明范冰冰,一闻,还是一股子九十年代的味儿。
皇牌天下,但让我意外的是,顾长卫放下了。
《最爱》的题材很苦,人物命运很苦,只要稍稍卯一点劲,就是个重磅催泪弹。但顾长卫没这么处理。《最爱》居然被他拍得很轻快。是的,是轻快。看的过程里会有人感伤,感动,但不一定会流泪,相反,很多地方有人笑,不是笑场,是真的笑,被逗笑。就像伯格曼说的:“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永远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在《最爱》里,“轻快”是它最值得关注的品格,这或许要比它拍了什么,传达了什么,更重要。
这是华语片里很少见的效果。套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无论表不表现,苦都在那里。所以,为什么不可以笑呢?
说他放下,不是说他忘记。那一代人有他自己坚守的东西(《最爱》依然可以寻到不少从《孔雀》《立春》那里延伸过来的痕迹),这个改不了,改了也就不是顾长卫了。放下的是执念。《孔雀》和《立春》已经做得很尽了,很难想象再继续往同一个方向去用力还能拓出怎样的深度和空间,百尺竿头,不是你想就可以再进一步;而且,那两部电影里,作者的轮廓始终还是太清晰了,一些被人为抽象过概念过的东西时时会在前台闪动——这一样是第五代最显著的标签之一——尽管处理得很出色,总不外会感到些夫子自道般的自伤自怜。
能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破执,意味着化,意味着智慧,意味着更自然和更大的空间。《最爱》的故事已经是悲到绝境了,再怎么去使劲也还是绝境,大音希声,大悲若常,反不如笑一笑,莫名地便翻出来新一层。只举一个例子。郭富城演戏,即使是演得最好的那几部,也始终有用力过头的嫌疑。但在《最爱》里并没露出这个毛病。这得归功于顾长卫。顾长卫不让镜头逼着他,而是退一点,再退一点,让他放下,尽量不给他用力的空间。结果,赵得意成了郭富城演过的最好的角色。
——能笑,是一种新的境界。
放下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最爱》里,顾长卫抛弃掉了第五代惯用的许多手法,比如象征(第五代实在太爱象征了!),这让电影放下了很多额外的担子,就像练轻功的一下子卸掉了腿上的铅块一样——电影的轻快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来的。在《最爱》里,赵得意和商琴琴真的就是赵得意和商琴琴了,而不像《孔雀》和《立春》那样带有更多作者情感和思考的外化和投射的痕迹。这是对第五代固有思维的一种消解——人物可以不用是作者阐述的棋子,他们可以仅仅就是人物本身。这不一定非来自于第六代电影,但的确,在《最爱》里,顾长卫和贾樟柯们有了很相似的平民化立场。
当然,也只是相似。第六代镜头下的人物,往往流于内向、孤僻、萎缩乃至猥琐。《最爱》里的赵得意和商琴琴则不是这样,他们要鲜亮得多,几乎完全符合主流的道德体系(即使婚外情也是有足够的被原谅的理由的),能够得到观众毫无排斥感的理解和同情;而他们执着的,也是像爱、家庭这样传统的价值。这是像顾长卫这一代人另外一部分坚守的东西。他在视角上和贾樟柯们接近,但靠着这个,他再一次和他们区分开。
《最爱》未必比《孔雀》和《立春》拍得好(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在《最爱》里,顾长卫并没能把那种独特的效果贯彻到底,到了结尾,他还是习惯性地想要拔高,想要升华,但在我看来,商琴琴的牺牲反而显得很刻意),但或许会比它们重要。它让夹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之间的顾长卫真正展现出了兼取两家之长的气象。有了《孔雀》和《立春》,顾长卫至多是第五代的最后一名旗手;但有了《最爱》,我们却有理由期待更多。

最爱》和《孔雀》、《立春》一样,主角与与世俗格格不入,他们遭到主流社会的误解、嘲讽、排斥乃至抛弃。他们是常人眼中的“怪人”。这种“怪”,不仅指他们身患“热病”,也包括他们行为上的出格。琴琴与得意各自尚未离婚便如干柴烈火般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出轨与世俗伦理观背道而驰,可谓肆无忌惮惊世骇俗,对世人的指点置若罔闻,也无惧无视冷嘲热讽的眼光。以传统价值观来判断,他们属于典型的不安分守己,和《孔雀》中的姐姐、《立春》中的王彩玲如出一辙,是不可理喻的“怪人”和另类分子。

影片讲述的不离不弃的爱情固然感人,主角“爱折腾”的性格更令人印象深刻。恰如片中大哥所说,人都要死了,还非要那两个红本本干吗?!在他看来,这是没事找事。但对琴琴和得意来说,却是同生共死的见证,是不论死活都要在一起的精神支撑。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放弃了他们,他们却没有放弃自己。他们渴望认同,期盼获得承认。结局虽然注定伤感,但也正是这种“折腾”,带给我们强大的心灵震撼,而琴琴的自我牺牲,也为这段爱情添加了最悲怆和动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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